恒指配资开户炒股 一张60年前的旧照片,引发了对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话题_王钧_贵县_时代
近期恒指配资开户炒股,我从广西回到广州后,抽空整理并发布了《我与李展、王钧的插队地点不同、年龄差别不小,走近相识颇有趣》一文。今天,我将继续从一张60年前的旧照片说起,探讨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。这张照片是1962年拍摄的全家福,记录了当时7岁的王钧和她的父母在广西贵县(港)的合影。
照片中站在后排的是她的父亲王文章(1930—2013),他来自内蒙古赤峰市。17岁时,他便参军,并很快担任警卫连的警卫长,随解放军四野部队南下,英勇参与了扫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斗,为解放南疆做出了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,王文章转业到地方工作,最终在贵县安家落户。作为一名年轻的军队南下干部,他在多个政府部门和单位担任过重要职务,包括大圩公社、冷冻厂、大米厂、皮革厂以及建筑公司等。
展开剩余83%王钧的母亲黄少初,1937年生于贵县三里街的一户小商贩家庭。她在容县上学时,结识了正在干部培训学校学习的王文章,两人最终结婚,王钧便在1955年出生于容县。她的家庭中还有一妹一弟,分别出生于1956、1958和1962年,因此,王钧在幼年时期便亲历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艰苦岁月。
尽管王钧一家在贵县算是干部家庭,相较于街上大多数靠码头苦力为生的普通百姓,生活状况要好一些,但那张全家福依然能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艰难。照片中的四个孩子,身上衣衫褴褛,难掩其窘迫。特别是父亲曾穿过的皮鞋,鞋面已经裂开,鞋头塞着一团棉花,这是当时常见的做法——为了让孩子穿久一点,刚穿时会把棉花塞进鞋头,等脚长大后再取出。尽管如此,四个孩子依然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这张照片并没有做作与夸张,它是那个年代真实生活的写照。
对于共和国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学者们已有大量讨论与研究,党史和国史中也有记载。而如今,亲历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。记得在1960年代初,我开始跟随老师学习中医针灸,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保留下来的照片和信件,成为了我对那个时代的个人见证,也为历史的理解提供了不同的视角。
那个时期,生活确实很艰难,食物短缺是常态,但由于我们生活在南方,寒冷的北风似乎远离了我们。所以,饥饿成了我们日常的一部分。每天清晨,我在医院随老中医学习,常常不吃早餐,直到中午才进食。饥饿也渐渐变成了常态。市场上的食物极其稀缺,几分钱就能买到一碗叫做“小球藻”的东西,号称营养丰富,或者几块“南瓜饼”。
不少街道社区在“大跃进”时期还开设了公共食堂,宣称饭菜是免费的,进入了“共产主义时期”。食堂里的饭菜量少且粗糙,饭用瓦盅盛着,仅加上一点水放入砖砌的蒸炉中蒸熟。每个人的饭量很少,且没有油水或配菜,一碗饭用筷子划上一个“十”字,再分成四块,一口气吃完,根本不会有饱腹感。后来,人们发明了“双蒸饭”,先蒸一遍,再加水蒸第二遍,这样饭量看起来就多了点,胃也能被“欺骗”一下。
贵县郊外有一个国营西江农场,种植了包括木薯在内的多种农作物。由于饥饿,许多居民步行五六公里去捡拾农场里遗漏的木薯,那时的木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水煮浸泡才能食用,但由于大部分人没有太多经验,因此中毒事件时有发生。在医院实习时,我曾接诊很多因营养不良引发的水肿病人,除了心肾疾病外,这种病症相当普遍。一旦确诊,医院便会额外配给红糖等营养物品,有时甚至米糠也能派上用场。
然而,尽管物质极度匮乏,国人精神并没有崩溃。在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对抗和自然灾害的冲击下,大家更加团结,顽强不屈,决心克服一切困难。那时,我刚步入成年,虽然面临种种困难,却没有停下学习中医的脚步,反而更加努力。正是在那个时代,我的知识基础才得以稳固。
1961年7月,我未满17岁便完成了约4000字的学术论文《从类经图翼的错误谈到针灸集成针灸经穴图考》,并将其投稿至《广东中医》杂志。尽管这篇文章直到1962年第五期才得以发表(后被收录在《中国针灸荟萃·第二分册》一书中),但广东中医研究所的回信至今仍被我保存。这封信与当时的纸张和信封材质一样,都是为了节约纸张和材料,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艰难。
在这些回忆中,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回信信封竟然是用旧报纸剪裁并粘贴而成,正面还贴着一张小白纸!邮戳的印记依旧清晰可见,这一切都昭示着那个时代的节约与紧张。
由于篇幅有限,我暂时只讲到这里。然而,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历重重困难,最终走向了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。从“站起来”到“富起来”的历史性飞跃是我们共同的记忆。但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来看,对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回顾与反思,依然具有现实意义。如果有朋友们也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阅读,敬请继续关注“尔安说史”!
发布于:天津市